李熙玉: 中美战略竞争的表里与韩国外交如何保持弹性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SICS Author 成均中国研究所
“在中国变化之前，世界不可能安全”，美国的这种认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其一，主张中美建交时应通过建设性干预改变中国的所谓“基辛格秩序”；其二，主张通过竞争性接触，“强制”转变中国的传教理想主义（missionary idealism）。虽然特朗普政府标榜的“以力量实现和平”与拜登政府的“同盟和多边方式”存在外交形式（manner）上的差异，但无论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继承了后者。尤其，拜登总统运用体制竞争这一冷战语言，就香港的民主、新疆地区的人权问题、全球价值链体系脱钩等对中国进行着全方位的施压。
另一方面，中国不具有追求霸权的意志和能力，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和理念也仅适用于中国现实，并非用于输出，而且中国一直强调仍然是发展中的大国。但随着中国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中国对体制的信心倍增，开始拒绝顺应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提出了新型国际秩序，转向更加积极的外交方式，正准备着持久战。以中美战略竞争为契机，中国开始树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危机意识，重新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等，追求“认同政治”。
如上所述，中美矛盾并不止于事件(accident)层面，而是对局面和结构产生着影响，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预测性也在增加，围绕前景和中国的应对出现了各种解释和评价。随着独立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以及军备竞赛导致的安全困境的出现，有人提出了“新冷战”、“新冷战2.0”的可能性。但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与过去冷战不同的是，武器化的相互依存(weaponisedinterdependence)在发挥作用，而且中国的国力还没有达到试图改变现状(status quo)的地步。
首先，美国国内看待中美竞争的视角包括民主党内进步派的摆脱霸权、奥巴马政府的传统干预、战略竞争论、体制转换等全面对决论。但从短期来看，无论拜登政府推出的外交修辞如何，从存在体制竞争局限性这一点来看，战略竞争论仍占主流。具体来说，由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军事和理念领域的敌对等三个领域组成。
其次，中国应对中美矛盾的话语也存在不同的声音。第一，强硬论，即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将全方位深化，所以需要根本性的战略应对；第二，慎重论，即无论拜登政府意志如何，实际联合同盟的对华政策难以取得成果；第三，准备论，即面对美国的挑战，需要技术自主化等在内部进行准备；第四，自省论，即在“即便美国敲打中国，也没有同情中国的国家”的情况下，应该强化面向周边地区的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当前，中国一方面坚持慎重论的同时，在中国体制、理念、发展权上采取着强硬态度。
“认同政治”的大冲突
拜登政府在继承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包容性接触的局限性，所以有选择地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中美贸易战和对华政策，明确了竞争性接触路线。因此，中美关系正从贸易不公正、货币、技术的矛盾，全方位地进化为包括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矛盾。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将中国规定为威胁世界的唯一战略竞争者，将与55个同盟和同类国家（like minded countries）一起将民主扩散到全世界，以确保全球领导力，并以中国的“周边”印度-太平洋地区为中心，推出了各种战略。虽然在第1次四国安全对话峰会上发表的《四国精神》中没有具体指明中国，但明确表示“为了印太地区，并超越这一地区增进安全与繁荣，应对威胁，将致力于以自由、开放、规范为基础，增进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这是为了阻止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体和一带一路的扩散。
而另一方面，2021年中国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2022年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正给中国价值赋予合法性。尤其是将用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治理危机作为强化体制合法性的契机。在此过程中，明确表示在中国政治、社会领域扩大共产党的领导力，开展爱国主义运动，走中国道路的意志。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大众的民族自豪感（national pride）也开始渗透到对外政策中。因此，中国放弃了过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顺应和适应战略，选择了根据不同情况“应对”的战略。
预计这将成为作为规则改变者的数据平台的标准竞争。美国也在《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指出，围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竞争将改变世界的版图。尤其，美国指责中国利用数字权威主义，不经过滤地收集海量数据，并将其应用到技术和产业上进行“技术独裁”。实际上，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了中国华为公司的通信设备和半导体的使用，并要求同盟国也参与其中。而中国正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鼓励科学技术的飞跃，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制造2025”的“科技创新2030重点项目”，并通过军民融合提高政策协同力。今后，在矛盾积累之前，中美关系的战线还将继续扩大，不能排除东亚断层线（fault line）发生偶发性冲突的可能性。
关键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中国经济呈现快速的恢复(resilience)，美国虽然可以部分推迟霸权衰退，但很难完全复原，所谓的“与盟国一起”也从反面证明了美国难以“独当一面”。另外，虽然美国提出的“权威主义体制是对世界的威胁”这一美国式主张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同，但这些国家对中国威胁和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存在差异，而美国也很难向参与对华牵制的国家提供具体的同盟利益（club goods）。
所以，美国即使是为了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全球卫生安全、军备缩减等领域推进实用性和成果指向性(result oriented)政策，还是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拜登的支持基础不是“铁锈地带”的白人工人，而是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中保持顺差的硅谷，从这一点来看，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对于贯彻面向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也是一种负担。因此，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契机，中国如果缓和计划中的政治动员机制，可能会出现“矛盾中合作”的局面。
韩国外交如何确保弹性
拜登政府的价值外交带有体制竞争性质，如此一来，韩国外交的战略模糊空间变小，围绕新的政策方向出现了各种讨论。首先是搭便车论，这种主张认为应该先发制人地提出韩国外交的价值，并承受来自中国的限制性损害（limited damage），具体提出了加强韩美同盟、加入四国合作机制、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降低韩中关系地位的方案。这种主张认为，越是加强韩美同盟，中国就越会关注韩国的战略价值。与此不同的是现实论，现实论主张应该最大限度地分离中美关系和韩半岛问题，缓和区域内的阵营格局，通过多边主义分散危险，确保韩半岛问题的中心性(centrality)。韩国外交只能在这种政策空间范围内实事求是地寻找出路。
价值外交问题。韩国应释放尊重民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的国家认同感的信号。但事实上，很难把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上建立紧密关系的韩中关系的核心问题还原为价值和同盟。从现实来看，考虑到在韩半岛和平管控上中国作用论的必要性、没有替代市场的情况下脱中国化的危险、韩中之间的交易和投资规模，难以低估搭便车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区分主权和价值问题，应与同类国家一起积极利用多边主义，根据不同问题有选择地表示支持和反对，并结合公开和非公开方式。
第二，参与新地区秩序重构的程度和范围。美国为了包围和打压中国，正全面推进印太战略。中国也主导了AIIB的设立和RCEP的签订，甚至还表示愿意加入由他国主导的CPTPP，正在探索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一方面要谋求参与所有开放性多边合作的“扩大均衡（extended equilibrium）”，另一方面要慎重考虑是否参加自然排除其他国家的合作体。因此，根据印太构想是军事战略，还是追求普遍价值和地区合作，韩国选择范围和强度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韩国有签订谅解备忘录（MOU）、进军第三国、共同合作项目等多种选择，是否参与经济繁荣构想（EPN）的问题也会根据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多边体制方式，还是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USMCA）等排他方式，政策选择也会有所不同。
第三，脱中国化和减少对华依赖问的题。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为25%，高于对美和对日贸易量的总和。关键是，如果不能在最大的市场中国进行创新和生存，就很难成长为全球性企业。更何况，美国一方面要求韩国的“回岸”和“离岸”，但另一方面却很难提供相应的补偿。从根本上来说，中美之间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因此，考虑到中美关系也会出现合作和矛盾反复的情况，只能灵活决定参与的范围和方式。
对美国战略资产在韩半岛走向的立场。当前形成的格局是，美国为了确保战略安全利益，要求在韩半岛追加部署萨德和部署导弹及核战略资产，中国则动员各种报复手段阻止这一举动。这样一来，美国就把同盟的信任视为问题，而中国也会向韩中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出疑议。因此，应该最大限度地分离中美关系和韩半岛问题，降低韩半岛的安全敏感度，推动和平的制度化。
中美战略竞争很有在反复出现矛盾和合作局的同时，有倾向性的深化。韩国外交的空间取决于如何把握这种态势。对未来的展望越是悲观、越是陷入过度的威胁意识，就越会坠入搭便车的诱惑、僵硬的外交、阵营选择的压力之中。因此，将事件分成小块进行组合的“一揽子交易（package deal）”能力可以让韩国不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被迫做出选择，可以制定能动、灵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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